不考幹嘛唸？成大 蘇文鈺教授：4個錯誤觀念，害學生 一代比一代笨！
我看台灣教育的問題身在教育現場多年，
我在大學教授這個角色上，
一直努力成為和學生相互扶持的朋友。
我在大學教授這個角色上，
一直努力成為和學生相互扶持的朋友。
每一年學期結束前，
我都會個別找研究室的學生來聊天，
談談他們的研究方向，
以及我對他們的觀察、期許和關懷。
一年一年下來，我很明顯意識到，
學生們的表達能力愈來愈低。
我不只需要重複我的提問，
他們才能理解，
學生還會同言反覆，
用「鬼打牆」的答案，蹩腳地回應我。
他們表現出來的樣子，
遠遠低於其真實能力。
學生的表達能力
只是教育成果退化的面向之一，
整體而言，我必須很洩氣地說，
台灣學生的思辨能力是一年不如一年了。
但這不必然是學生的問題，
我們端出的菜色如此偏廢，
如何養出健康寶寶？
一、只學「有用」的學問每個孩子小時候都擁有天馬行空的想像力，
對世界萬物帶著無窮的好奇，
但是進入教育體系後就被洗腦，
只想學（老師覺得、家長覺得、自己覺得）
對他們有用的東西，而不能「用」的東西，
好像就沒有學習的必要。
例如，每隔一段時間
就會被搬上檯面爭論一番的文言文教學。
在我一個學理工的人看來，
文言文是一種非常厲害的資料壓縮法，
其間充滿留白的美感，
透過不同的轉譯，可以世世代代傳遞下去。
文言文需要好的老師來教導，
但不能因為沒有好的老師
就完全否定它的存在價值。
這樣的道理，
適用於所有「乍看無用」的學問，
像是哲學、歷史、藝術、理論科學。
一方面，我們罔顧這些學問已經歷千百年的錘鍊，只會自大地認為，
我們「乍看無用」的，肯定就是無用；
再者，那些學問之所以看似無用，
是因為它們與就業市場有隔閡。
「念數學系將來要找什麼工作？」
或是「學藝術怎麼能當飯吃？」
都是常見的問題。
但教育真正的目標是什麼？
是教導出有用的人，還是有工作的人呢？
我認為整個社會都在強調「效用」時，反映的是一種短視的價值觀。我現在付出的（學習的），
要在短期內有回報
（進入好的學校、得到好的工作）。
從國、高中課綱與升學考試的緊密鏈結，
到大學課程內容需要接受畢業學生就業比例的考驗，
各級學校的教育方針
都服膺於一套又一套追求效率的標準時，
我們怎麼能怪學生們以
「那有什麼用」為由，拒學文言文呢？
連我這種經常問女兒問題、
給她們刺激的家長，
慢慢都發現學校有可怕的「魔力」。
我女兒開始會問我：
「爸爸，你問我這個要幹嘛？」
在她們小時候，這種問題是絕對不會出現的。
我再強調一次，這不是孩子的錯，
是我們的社會灌輸了他們這樣的觀念。
而從科技業的角度來看，
如果不建立美感，
不懂得「無用之用，是為大用」，
我們將永遠無法脫離代工的命運。
二、不培養無法測量的能力另外一個常見的問題，
是我們的年輕學子愈來愈沒有「志氣」了，
或者用美國人的說法，他們變得 no guts。
才剛聽完老師指定的題目，
他們就抱怨「太難了」，
沒有接受挑戰的勇氣；面對課業的難題，
他們會習慣性地跟老師索求答案，
在書本和論文中尋找答案，
甚至向不是真正的專家詢問答案。
一旦在書本、期刊裡，
甚至是網路上找到相近的論文，
就希望套進自己的研究中，
一舉解決自己的研究問題。
一整個學生世代皆如此，絕對是環境所致。我們的教育太在乎紙筆測驗，
其他無法用分數量化、沒有標準答案的能力，
因為長期被升學制度忽略，
家長及學生也就無心下功夫培養。
諷刺的是，
好不容易完成了所有的升學考試，
進到大學校園──這個最該讓學生放下
「世上所有事都有答案」這種慣性思考的地方
──多年來還是用紙筆測驗考核學生的學習，
忽略他們的實作技巧或論述邏輯。
這樣的結果，
就是凡不能標準化測量的事物，
都可能被孩子們冠上一句：
「不公平！」的抱怨。
他們抱怨工作分配不公平、
教授給分不公平、就業機會不公平。
凡是不順心意者，
皆可以冠上「不公平」的名號，
然後為自己的失敗找到藉口。
這樣的態度，
或許也和家長及社會的態度有關。
每當制定任何政策時，
總是有家長會出來喊「不公平」。
例如台灣有許多家長和學生
反對開放大學及研究所名額給外籍生，
因為他們怕子女們被排擠而進不了更好的大學。
於是台灣人的能力與智慧
就在自己的舒適圈中慢慢被消磨殆盡，
需要不斷進步的老師安於象牙塔內的現狀；
需要創新的高科技公司只想做代工
（其實代工還是有其不可忽略的重要性）；
需要動手實作的學生卻畏懼動手，
多數人都希望一招半式安穩過一生，
卻不知道在這個競爭白熱化的地球村時代，
關起門來也難逃被別人追趕、超越的命運。
真正的能者不會要求別人給你「公平」，反倒會努力爭取機會，
把「公平」分給別人。
唯有替別人創造機會，
真正的利益才會回到自己身上。
否則，美國為什麼要吸納了全世界優秀的留學生，
提供他們獎學金？
不就是希望留學生畢業後，
讓他們的企業有源源不絕的優秀人才湧入，
以造就今日領先全球的態勢。
同樣地，當我們的學子不再認為
「公平」與「機會」都是別人理所應然該提供的，
而是要與全世界優秀的人才
競爭才得以享有，
就不會小鼻子、小眼睛地計較眼前的短利，
而能因為競爭的激勵發揮出更大的潛能，
贏取更高的成就。
三、製造相互排擠的世代說到競爭，台灣真是一個最矛盾的國家。
我們的制度表面上要大家合作，
教科書中不是充滿了
各種「團結力量大」的故事嗎？
然而，骨子裡卻是用競爭
讓所有人變得貪心又自私。
小學時用考試成績來區分好、壞學生；
中學時用班排名和校排名
來建立學生之間的高牆；
到大學，則繼續用論文點數來訂定教授的等級；
等到進了社會，
再依年收入與職銜來區分地位。
表面上大家行禮如儀，
但檯面下卻為了登上金字塔的頂端，相互排擠。
孔子說：「風行則草偃」；
孟子又說：「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
我們的孩子在這種表裡不一、
雙面性格的環境下有樣學樣，
即便知道要合作，
卻也因為少有合作的機會，
而不知從何做起。
要孩子們既合作又競爭，
其實一點都不困難，
重點是「與別人合作，與自己競爭」。
我在前面提到過 Program the World 兒童
與少年程式設計教學計畫的晉級考試，
題目雖然僅有一題，
但因為每次考試都有相當的難度，
所以答題時間從一天到四天不等。
考試採榮譽制度，嚴禁考生間相互討論。
學生經過這樣長時間的思考，
性情會變得比較堅毅，
面對難題也不會輕易感到挫折。
因為我沒有設定過關的人數，
所以學生是和自己競爭，不用打敗別人。
這個階段的考試沒有合作的成分，
每個人都是一隻孤鳥，
必須靠自己的力量穿越烏雲，迎來陽光。
然而，到了下個層級的晉級考試，
題目變得更難，
往往要好幾個月才可以完成，
也不需要一天八個小時都浸淫在問題中。
我希望他們每天花些時間去思考，
經過實作後，再修正想法，
一點一點解決問題。
同時，我還依照學生的個性，將他們分組，
讓個性和程度不同的人組隊，
合力思考同一個問題。
不過，過關考試時卻是個別應答，
連題目都有差異。
同組內，只要有一個人沒過關，
全組都不能過關。
所以既要獨善其身，又得兼顧其他組員，
目的就是要他們互相幫忙，
靠著合作的力量，
讓團隊一起提升能力。
當考試過關已經不足以激發他們更高的能力時，
我們用專案開發的方式來帶領他們，
進一步提高學習的強度，
並訓練他們對作品產出品質有所要求。
容我把規模擴大來看。
如果台灣教育中的考核制度是這樣設計，
以個人成績為碁石，
接著建構同儕與團體的表現，
整個世代的能力不是就一起提升了嗎？
四、教育不該為教育以外的目的服務在我看來，
奉行資本主義的台灣長期被有錢人綁架。
富人想要賺得更多的財富，
所以逼迫政府制定一些符合他們利益，
把人變成生產工具的政策，
讓教育有效率地幫業界培養人才，
這使得我們的學科分類很制式、很細瑣。
讓我們將時間軸拉長來看，
過去台灣貧窮，
我們或許需要建立標準化的生產線，
先搶得訂單，讓大家吃飽再說。
用哪種方法最容易養就聽話的工人？
當然是填鴨式的教育，
只要做工，就有飯吃。
那不是制度的錯，只是時空背景已經不同了，原先的制度不再適用了。
即使我們願意像印度或中國那樣，
接受低價的工資，如今卻是個願意做工，
也不見得有訂單的年代。
這是時代的趨勢，
難道我們要站在洪水面前抵擋洪水嗎？
更何況，回頭想想，
為什麼學校要培養業界需要的人才？姑且按下那些訂單
究竟富了誰的口袋、賠上了誰的健康，
這些不正義的分配不談，
教育難道非得與職業掛鉤才是正道？
從杜威以降的教育家不是都強調，
教育的目的，就是教育本身嗎？
為何我們要用如此不正當的責任定位，
矮化教育的神聖性，
甚至以「學生就業率」為大學評鑑的項目之一，
好像學生找不到工作，
就全然是學校的罪過？
如果真是這樣，
乾脆把學校都變成職業訓練所不就好了嗎？
我都會個別找研究室的學生來聊天，
談談他們的研究方向，
以及我對他們的觀察、期許和關懷。
一年一年下來，我很明顯意識到，
學生們的表達能力愈來愈低。
我不只需要重複我的提問，
他們才能理解，
學生還會同言反覆，
用「鬼打牆」的答案，蹩腳地回應我。
他們表現出來的樣子，
遠遠低於其真實能力。
學生的表達能力
只是教育成果退化的面向之一，
整體而言，我必須很洩氣地說，
台灣學生的思辨能力是一年不如一年了。
但這不必然是學生的問題，
我們端出的菜色如此偏廢，
如何養出健康寶寶？
一、只學「有用」的學問每個孩子小時候都擁有天馬行空的想像力，
對世界萬物帶著無窮的好奇，
但是進入教育體系後就被洗腦，
只想學（老師覺得、家長覺得、自己覺得）
對他們有用的東西，而不能「用」的東西，
好像就沒有學習的必要。
例如，每隔一段時間
就會被搬上檯面爭論一番的文言文教學。
在我一個學理工的人看來，
文言文是一種非常厲害的資料壓縮法，
其間充滿留白的美感，
透過不同的轉譯，可以世世代代傳遞下去。
文言文需要好的老師來教導，
但不能因為沒有好的老師
就完全否定它的存在價值。
這樣的道理，
適用於所有「乍看無用」的學問，
像是哲學、歷史、藝術、理論科學。
一方面，我們罔顧這些學問已經歷千百年的錘鍊，只會自大地認為，
我們「乍看無用」的，肯定就是無用；
再者，那些學問之所以看似無用，
是因為它們與就業市場有隔閡。
「念數學系將來要找什麼工作？」
或是「學藝術怎麼能當飯吃？」
都是常見的問題。
但教育真正的目標是什麼？
是教導出有用的人，還是有工作的人呢？
我認為整個社會都在強調「效用」時，反映的是一種短視的價值觀。我現在付出的（學習的），
要在短期內有回報
（進入好的學校、得到好的工作）。
從國、高中課綱與升學考試的緊密鏈結，
到大學課程內容需要接受畢業學生就業比例的考驗，
各級學校的教育方針
都服膺於一套又一套追求效率的標準時，
我們怎麼能怪學生們以
「那有什麼用」為由，拒學文言文呢？
連我這種經常問女兒問題、
給她們刺激的家長，
慢慢都發現學校有可怕的「魔力」。
我女兒開始會問我：
「爸爸，你問我這個要幹嘛？」
在她們小時候，這種問題是絕對不會出現的。
我再強調一次，這不是孩子的錯，
是我們的社會灌輸了他們這樣的觀念。
而從科技業的角度來看，
如果不建立美感，
不懂得「無用之用，是為大用」，
我們將永遠無法脫離代工的命運。
二、不培養無法測量的能力另外一個常見的問題，
是我們的年輕學子愈來愈沒有「志氣」了，
或者用美國人的說法，他們變得 no guts。
才剛聽完老師指定的題目，
他們就抱怨「太難了」，
沒有接受挑戰的勇氣；面對課業的難題，
他們會習慣性地跟老師索求答案，
在書本和論文中尋找答案，
甚至向不是真正的專家詢問答案。
一旦在書本、期刊裡，
甚至是網路上找到相近的論文，
就希望套進自己的研究中，
一舉解決自己的研究問題。
一整個學生世代皆如此，絕對是環境所致。我們的教育太在乎紙筆測驗，
其他無法用分數量化、沒有標準答案的能力，
因為長期被升學制度忽略，
家長及學生也就無心下功夫培養。
諷刺的是，
好不容易完成了所有的升學考試，
進到大學校園──這個最該讓學生放下
「世上所有事都有答案」這種慣性思考的地方
──多年來還是用紙筆測驗考核學生的學習，
忽略他們的實作技巧或論述邏輯。
這樣的結果，
就是凡不能標準化測量的事物，
都可能被孩子們冠上一句：
「不公平！」的抱怨。
他們抱怨工作分配不公平、
教授給分不公平、就業機會不公平。
凡是不順心意者，
皆可以冠上「不公平」的名號，
然後為自己的失敗找到藉口。
這樣的態度，
或許也和家長及社會的態度有關。
每當制定任何政策時，
總是有家長會出來喊「不公平」。
例如台灣有許多家長和學生
反對開放大學及研究所名額給外籍生，
因為他們怕子女們被排擠而進不了更好的大學。
於是台灣人的能力與智慧
就在自己的舒適圈中慢慢被消磨殆盡，
需要不斷進步的老師安於象牙塔內的現狀；
需要創新的高科技公司只想做代工
（其實代工還是有其不可忽略的重要性）；
需要動手實作的學生卻畏懼動手，
多數人都希望一招半式安穩過一生，
卻不知道在這個競爭白熱化的地球村時代，
關起門來也難逃被別人追趕、超越的命運。
真正的能者不會要求別人給你「公平」，反倒會努力爭取機會，
把「公平」分給別人。
唯有替別人創造機會，
真正的利益才會回到自己身上。
否則，美國為什麼要吸納了全世界優秀的留學生，
提供他們獎學金？
不就是希望留學生畢業後，
讓他們的企業有源源不絕的優秀人才湧入，
以造就今日領先全球的態勢。
同樣地，當我們的學子不再認為
「公平」與「機會」都是別人理所應然該提供的，
而是要與全世界優秀的人才
競爭才得以享有，
就不會小鼻子、小眼睛地計較眼前的短利，
而能因為競爭的激勵發揮出更大的潛能，
贏取更高的成就。
三、製造相互排擠的世代說到競爭，台灣真是一個最矛盾的國家。
我們的制度表面上要大家合作，
教科書中不是充滿了
各種「團結力量大」的故事嗎？
然而，骨子裡卻是用競爭
讓所有人變得貪心又自私。
小學時用考試成績來區分好、壞學生；
中學時用班排名和校排名
來建立學生之間的高牆；
到大學，則繼續用論文點數來訂定教授的等級；
等到進了社會，
再依年收入與職銜來區分地位。
表面上大家行禮如儀，
但檯面下卻為了登上金字塔的頂端，相互排擠。
孔子說：「風行則草偃」；
孟子又說：「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
我們的孩子在這種表裡不一、
雙面性格的環境下有樣學樣，
即便知道要合作，
卻也因為少有合作的機會，
而不知從何做起。
要孩子們既合作又競爭，
其實一點都不困難，
重點是「與別人合作，與自己競爭」。
我在前面提到過 Program the World 兒童
與少年程式設計教學計畫的晉級考試，
題目雖然僅有一題，
但因為每次考試都有相當的難度，
所以答題時間從一天到四天不等。
考試採榮譽制度，嚴禁考生間相互討論。
學生經過這樣長時間的思考，
性情會變得比較堅毅，
面對難題也不會輕易感到挫折。
因為我沒有設定過關的人數，
所以學生是和自己競爭，不用打敗別人。
這個階段的考試沒有合作的成分，
每個人都是一隻孤鳥，
必須靠自己的力量穿越烏雲，迎來陽光。
然而，到了下個層級的晉級考試，
題目變得更難，
往往要好幾個月才可以完成，
也不需要一天八個小時都浸淫在問題中。
我希望他們每天花些時間去思考，
經過實作後，再修正想法，
一點一點解決問題。
同時，我還依照學生的個性，將他們分組，
讓個性和程度不同的人組隊，
合力思考同一個問題。
不過，過關考試時卻是個別應答，
連題目都有差異。
同組內，只要有一個人沒過關，
全組都不能過關。
所以既要獨善其身，又得兼顧其他組員，
目的就是要他們互相幫忙，
靠著合作的力量，
讓團隊一起提升能力。
當考試過關已經不足以激發他們更高的能力時，
我們用專案開發的方式來帶領他們，
進一步提高學習的強度，
並訓練他們對作品產出品質有所要求。
容我把規模擴大來看。
如果台灣教育中的考核制度是這樣設計，
以個人成績為碁石，
接著建構同儕與團體的表現，
整個世代的能力不是就一起提升了嗎？
四、教育不該為教育以外的目的服務在我看來，
奉行資本主義的台灣長期被有錢人綁架。
富人想要賺得更多的財富，
所以逼迫政府制定一些符合他們利益，
把人變成生產工具的政策，
讓教育有效率地幫業界培養人才，
這使得我們的學科分類很制式、很細瑣。
讓我們將時間軸拉長來看，
過去台灣貧窮，
我們或許需要建立標準化的生產線，
先搶得訂單，讓大家吃飽再說。
用哪種方法最容易養就聽話的工人？
當然是填鴨式的教育，
只要做工，就有飯吃。
那不是制度的錯，只是時空背景已經不同了，原先的制度不再適用了。
即使我們願意像印度或中國那樣，
接受低價的工資，如今卻是個願意做工，
也不見得有訂單的年代。
這是時代的趨勢，
難道我們要站在洪水面前抵擋洪水嗎？
更何況，回頭想想，
為什麼學校要培養業界需要的人才？姑且按下那些訂單
究竟富了誰的口袋、賠上了誰的健康，
這些不正義的分配不談，
教育難道非得與職業掛鉤才是正道？
從杜威以降的教育家不是都強調，
教育的目的，就是教育本身嗎？
為何我們要用如此不正當的責任定位，
矮化教育的神聖性，
甚至以「學生就業率」為大學評鑑的項目之一，
好像學生找不到工作，
就全然是學校的罪過？
如果真是這樣，
乾脆把學校都變成職業訓練所不就好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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